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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2节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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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。”

“正德元年,陛下拨银三十万作为修河工款,臣在济南府、兖州府、青州府发动百姓疏通河道、加固河堤,但山东境内河流众多,三十万银两真的用起来却是捉襟见肘,臣只得分轻重缓急,先通堵塞之河、先贯干旱之地。

臣知道,这笔款子今年按理轮不到山东,但山东的许多水利修在了半道上,若是此时不做,则前功尽弃。且,臣听闻国库充实,不知陛下能否再拨银三十万两?”

朱厚照先前已经派了谢丕去看了。

刘健这个人呢,办事还算用心,不是那种虐民、欺民之官。

而钱,若能真的用在民生之上,朱厚照本身是没有意见的。

“按理说,朕不该开了这个口,不然只给你不给其他人,该说朕偏私了。不过怜悯天下百姓的不止你一人,朕也是一样的。这银子,朕答应了。”

刘健大喜,“皇上宽仁厚德,臣替山东百姓谢过皇上!”

朱厚照没再多说什么,不过刘健一句‘臣听闻国库充实’,让他有些在意。

只是后来一想,他毕竟是过去的刘阁老,想打听一些情况还是容易的。

与此同时,山东以外的各地的主要官员也都已经启程。

杭州。

梅可甲迎上了北上的浙闽总督王鏊。

其实梅可甲的身份让很多人都难以把握,要说出身,他只是一介商人,即便有官身,但在大明的政治氛围中,不是科举出身的官身,那还是次一些。可要说地位,他手握梅记,整个江南地区,想做出海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卖他面子的。

因为只有他,才有船。

再加上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女儿。

现如今,梅记俨然成了皇商,而他梅可甲也似有了重臣之尊一般。

这样,王鏊才来杭州见他。

不过王鏊脾气执拗,从来都不是攀附权贵的人,

他来此处不是卖这个国丈的面子,他是为了海贸盈余一事而来。

弘治十八年底,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开海,一整年的时间,浙江、福建沿海的百姓大半和海贸扯上了关系,即便不出海,也有可能将手里的商品卖与出海的商人。

其中梅记实力最强,今年6月、9月分别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,可以说是声势浩大,蔚为壮观。

而为了装满这些船,梅记的‘下游供货商’几乎遍及整个浙江,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。

相比较而言,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,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。

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,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,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?

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,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,述职之时,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,也是核心问题之一。

此外,

市舶司设立之后,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、查验、审批等机制。

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,主要是三块。

第一,便是浙、闽两省原本的田赋。

这方面浙江多些,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,福建少些,大约在九十万石。

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,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,而且两省官员,除了他还有王琼、毛纪、丰熙、章黎、王守仁……

在这么多人合力下,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,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,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。

这很不容易。

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、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。

福建则动静不大,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。

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,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,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著的成效。

第二,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。

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,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,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,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,那就是20%。

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,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,以低税而养海贸,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。

而且一开始,朝廷就否定了‘税出多头’的政策,即对船、对人、对货各自收税,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。

所以统一起来,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。

今年是第一年,即便民间热情高涨,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,也不过七百多万两,商人盈利很多,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。

基本上是留于当地,用于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开支和俸禄发放。

而上缴的那部分,主要还是针对海外输入商品所征的关税,但大明是小农经济,除非开船过来,架起大炮,否则想在这里行销商品,那可不是容易事,所以基本也可以忽略不济。

主要朝廷也不是很在意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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