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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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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孔恩难受不已,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。

检察官是个矮小男子,名叫赫尔曼·格罗特。他用小拇指推开话筒,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。

“法官,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。”格罗特的声音温和谦逊。话筒下方亮着绿色指示灯。

“所以说,一月三日九点,你走进卓宁根街的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,是要去捍卫种族,就像你刚刚说的?”

孔恩倾身向前,对着话筒:“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发生的口角。”红灯亮起。“他是受到了挑衅。”孔恩说,“绝对没有理由表明这是预谋。”

格罗特闭上双眼。

“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,奥尔森先生,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是纯属巧合喽?”

“那是出于自卫。”孔恩插嘴说,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,“法官先生,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。”

法官俯视被告律师,用手摩擦下巴。大家都知道尤汉·孔恩是个辩护高手——孔恩本人更是清楚这一点——因此,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,同意说:“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。除非检方律师还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,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,好吗?”

格罗特睁开眼睛,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。他垂下头,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,动作颇有疲态。“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《每日新闻报》,第八页有一则访问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……”

“抗议……”孔恩说。

格罗特叹了口气:“我改变说法,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。”

法官点了点头,同时瞪了孔恩一眼,以示警告。格罗特继续往下说。

“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,他说我们需要更多像斯韦勒·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,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。在访问中,‘种族主义者’这个名词是尊称。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‘种族主义者’?”

“是的,我是种族主义者。”孔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,斯韦勒便已回答,“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。”

“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?”格罗特微笑问道。

孔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,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名陪审法官。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往后的命运,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铎德夏勒酒吧的地位。另有两个一般公民,他们代表人民,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。大家习惯称他们为“非职业法官”(y juds),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“玩乐法官”(py juds)。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,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,几乎不敢抬起双眼。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,似乎正假装自己跟得上审判进度,同时却伸长下巴,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。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,他们对斯韦勒·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?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?

八名证人目睹斯韦勒走进那家汉堡店,手臂下方夹着一根球棒,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声,然后斯韦勒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去。何岱现年四十岁,越南裔,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。斯韦勒挥出球棒的力道猛烈,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。斯韦勒再次开口时,孔恩已经盘算好,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。

“种族……主义,”斯韦勒在他的稿纸中找到定义,念道,“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、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,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。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。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,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,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进化而成的生物。令人尊敬的《美国心理学家》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,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,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。”

斯韦勒顿了顿,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,抬起右手食指。他的头转向检察官,孔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,刺着苍白的“胜利万岁”[2]——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,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。随后的静默中,孔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。午餐时间到了,十八号法庭已休庭。时间一秒一秒流逝。孔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: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收到效果,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。斯韦勒继续往下说,同时用食指有韵律地敲击,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。

“你们若是想假装这里并没有发生种族斗争,那你们不是瞎了,就是叛国贼。”

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,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。

检察官插嘴说:“而在这场种族斗争中,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权利发动攻击,是吗?今天你有许多支持者来到了现场。”

旁听席上的光头族发出嘘声。

“我们不是发动攻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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